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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一个纪录片拍摄团队走进深山，探索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他们遇到曾经山野里的猎人，他们全员遭遇蚂蟥袭击，他们的无人机被老鹰击落。但更触动他们的是，大自然给人带来改变，而反过来，人也可以选择与大自然相处的方式，是做掠夺者，还是守护者？
渺小的人类
在云南云龙的深山里，拍摄团队的一台无人机被老鹰击落了。要拍一部关于大自然的纪录片，你要学会的第一课就是，人类是渺小的。
那是一处海拔3000米的观测地点，两座山中间的一个山谷。多年前，这里的林木被砍伐，成为高山草甸。
拍摄团队看到开阔的环境，很兴奋，决定使用无人机航拍。刚飞上去没多久，天空中出现一只大鸟，后来大家才知道那是老鹰。老鹰转着圈飞，似乎在寻找机会发起攻击。摄影师钟延山正打算把机器飞回来，突然老鹰对着无人机快速飞过去，用嘴啄了一下，他赶紧操控机器降落。
过了一会儿，老鹰好像飞走了，摄影师又把无人机升起来，继续拍摄。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老鹰直接冲了过来，大家都没看清是它用的是爪子还是翅膀攻击的，无人机立即失去平衡，坠落到树林里。山里没有信号，也没有GPS，无人机就这样失踪了。
人类的科技产品在老鹰面前败下阵来。后来当地村民告诉拍摄团队，这里常有老鹰盘旋，是老鹰的地盘，它一定是把无人机当成了入侵者。
摄影师用另一台幸存的无人机拍摄的画面
无人机被击落的这片高山草甸，曾经是茂密的森林。被砍伐后，两边山里的滇金丝猴失去了树木的保护，无法交流种群，基因逐渐退化。2019年7月，“云龙滇金丝猴廊道修复项目”上线支付宝“蚂蚁森林”绿色公益平台。网友在手机上种下的云杉、华山松，最终会被种在这片高山草甸上，帮助滇金丝猴沟通种群，繁衍后代。
这是纪录片团队的第二站，他们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环境的纪录片，《碳路森林》。导演周轶君想知道，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那些词汇例如气候变暖、碳中和、生物多样性的背后，环境问题和环境保护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能做些什么、在做些什么？我们普通人的环保行为是否真的能够改变整个环境？
这是周轶君的第三部纪录片。2019年，她拍了一部关于全球教育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获选“2019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纪录片”；2020年，她拍摄了关于武汉疫情中的逝者的纪录片《断，难舍离》。再之前，周轶君曾任新华社驻中东记者、凤凰卫视时事观察员。《碳路森林》中她与任长箴导演一起合作。
这部纪录片里，她第一次把视线聚焦在环境上。在山西长治和内蒙古鄂尔多斯，周轶君和纪录片团队拍摄了山杏、沙柳的秋季种植；在四川老河沟保护区，他们亲身走进山林，见证了生态修复的效果，还见到了曾是猎人的森林巡护员，听他们讲述自己从大自然的掠夺者变成守护者的故事。
走近深山，遇见蚂蟥和羚牛
2021年10月9日，纪录片团队走进老河沟保护区，和他们一起的还有曾经的猎人、现在的巡护员钟俊德，和老河沟保护中心主任、林学专家刘小庚。老河沟原先是一个停伐的林场，现在是中国第一个社会公益型保护地。片区内有14只大熊猫，还有川金丝猴、羚牛、林麝、亚洲金猫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以及红豆杉、珙桐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
这片山林位于大熊猫国家公园。在这里，生活着全球1864只野生大熊猫总数中的1340只。蚂蚁森林里的老河沟保护地、关坝保护地、福寿保护地都地处大熊猫国家公园之内，如果你用绿色能量兑换过这些保护地，那你实际上也参与保护了这里的1340只熊猫。
2021年里，巡护队收回的红外相机影像里，两次出现了带着幼崽的大熊猫。2023年3月3日，第10个“世界野生动植物日”那天，一位巡护员看到远处树枝上有一团白色，他举起望远镜，看到一只野生大熊猫正趴在树枝上晒太阳，另外一只也爬上树，逐渐靠近树上的大熊猫。
在纪录片里，主持人周轶君问巡护员钟俊德，现在进山的心情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钟俊德说，“现在进山就是，想多看点动物，看看在哪个季节生活到什么程度上。”另一位巡护队员说， “拍到一只熊猫，那高兴得不得了。那几个人把红外相机拿着，翻来覆去地看。”
大熊猫将生殖腺分泌物涂抹在树干上，来标记领地，警告其他同类。这种标记行为也可以用于求偶。
拍摄团队进山那天，山里正下着雨，大家穿着雨衣，走在巡护员们踩出来的小径上。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蚂蟥，也就是水蛭，一种吸血昆虫。拍摄团队在上山前已经收到提示，做了多重防护，包括穿两层袜子，在裤脚缠上胶带密封，再用塑料袋或者防晒袖套把鞋子包裹住。但他们还是很快被蚂蟥突破了。不仅水里，在较深的草丛里，也埋伏着许多蚂蟥，它们随时会钻进人的鞋里、衣服里。
更麻烦的是他们还要涉水。下过雨之后，山里的小溪涨了水，没法像旱季时踩着大石头过河。大家只好把鞋和袜子脱掉，淌水过去。这样一来之前的蚂蟥防护工作都白费了。几位摄影师更是主要的“受害者”。刚过河，摄影师钟延山鞋子还没穿好，一位巡护队员突然喊起来，你看这是什么动物走过的，还是新鲜的！他看到一枚动物脚印。钟延山只穿了一只鞋，立即跑过去拍摄。晚上回到住处，钟延山感到身上痒痒的，脱下衣服，看到了三条吸饱血的蚂蟥，变成手指大小，趴在身上。
除了蚂蟥，这片山林里还有马蜂、毒蛇、黑熊等可能带来危险的动物。但是，老河沟保护中心主任刘小庚说，最危险的其实是羚牛，一种最大体重能达到八百斤的动物。据他所知，在以前人们常进山打猎时，只要有羚牛分布的地区，每个县都有被羚牛伤害致死的人。
固定在树上的红外摄像机
有一次刘小庚走在山里的一段下坡路，突然听到有声音，一转头他就看到一头羚牛，已经埋下头，正在向自己冲过来，准备用角攻击。刘小庚还没反应过来，羚牛的角已经距离他不到两米了，他至今都记得那一对牛角的尖上发着寒光。他旁边是断崖，顾不上考虑下面有多高，他一转身栽了下去。从那次起，刘小庚对羚牛的气味特别敏感。这次拍摄时，周轶君和刘小庚一起走在老河沟的林子里，他突然说，他闻到了味道，应该是不久前有羚牛经过。
当然了，拍摄团队也见到了大自然友好的一面。在进入保护区之前的路上，巡护员乘坐的车突然停下来，一位巡护员走下来告诉拍摄团队，对面山上有羚牛。他们往远处山坡上望过去，看到一个白白的轮廓，是一只体型挺大的羚牛。在不危及生命的前提下，羚牛看起来很可爱。
巡护队员告诉他们，野生动物现在会出现在海拔更低的地方，是生态恢复的证据。在山里，除了一枚新鲜的脚印，刘小庚还指给他们看一堆羚牛的粪便。他们还在树皮的间隙中发现一撮羚牛的毛，是它蹭痒痒时留下的。
经历了几个小时的徒步，他们终于走到红外摄像机的安放点。刘小庚从中调取录像，大家惊喜地看到了羚牛——或许就是留下粪便和毛的那一只，还有川金丝猴、毛冠鹿。
周轶君在纪录片中说，“从城市来到与世隔绝的自然环境当中，你会感受到，在这里，动植物才是主人，而我们人类更像是一个访客而已。”
她看到过一段关于大自然的描述，很受触动：一亿年前地球上已经有了蕨类植物，但要再过几千万年，才有第一朵花，因为植物要把种子传到更远的地方去，然后才有了果实。这让她意识到大自然是一直在变的，而我们人类对大自然的认知也应该不断进化。这也是她拍这部纪录片的目的。
大自然知道答案
在拍摄开始之前，周轶君对关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概念“坦白说几乎叫做一无所知”。拍摄纪录片的过程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她从来不怕问愚蠢的问题，她要先理顺自己的逻辑，再用影像与公众沟通。
《碳路森林》拍摄的第一站是山西省长治市武乡县，9月，当地人开始在山上种植山杏。从镇上的住处到达种植地，开车四十多分钟，周轶君看到四周的山上都是绿色，并不是遍布黄土的秃山，她不明白为什么这里还要种树？
当地人告诉她，那些绿色是野草，根系非常瘦弱，无法固定住地上的土。一旦野草枯萎，或者遇到风沙和流水，山上的水土就会流失。只有较大的树木才能长出强壮的根系，固定水土。
周轶君发现在远离城市的地方，环保变成非常具体的日常工作，而不是情怀。农民们在农闲的时候种树，为了赚工钱，补贴家用。他们几乎不知道自己在给什么机构种树，一些人听说过蚂蚁森林，但从没有在手机上玩过这个“小游戏”。
结束山西之行后，周轶君来到云南的深山，人们在那里种植华山松，再之后她又到内蒙古鄂尔多斯，看到当地人在荒漠中种植沙柳。周轶君发现，这些植物的栽种方式各不相同。在山西种植山杏要在山坡上挖一种“鱼鳞坑”，把土隆起，堆在下坡的方向，让雨水能够留在坑里，灌溉树苗。在内蒙古种植沙柳则要打一个一米多的深坑，天冷之后沙土冻住了，必须用钻土机来挖坑，然后在坑里放两棵树苗，保证成活率。
华山松的种植给周轶君带来更大的触动。她从没想过一棵几十米高的树，在蚂蚁森林里要用185000克能量才能兑换，但种下去的时候，树苗只有手掌大小。她从种树工人手里接过那个带着土球的小苗，感到手里温温热热的。她真切感到自己捧着的是有生命的东西，像抱着一个小婴儿。
一棵华山松树苗
周轶君感到自己跟土地重新建立起了连接，“我们在城市里面，我们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一些没有来处的东西，你去超市干干净净，所有东西都有包装，都没有带着泥、带着土，你不知道它的来处。” 当她捧着华山松的温热的小苗的时候，她感到自己与土壤接近了，这带给她一种亲切感、确定感，“它就是让你忽然很清楚这个东西是这么来的，从泥里长出来，它就是给你一种特别大的确定性，就觉得这个道理这个关系是很简单的。”
她想起自己读过的一首诗：出于信任/园丁播下了种子/把它撒入看不见的地方/她相信宇宙会与她心心相印/引领光明穿越寂静的黑暗。她认为这种信任关系就是种植这件事情的本质。
整个拍摄旅途中，她遇见许多在大自然里工作的人，有种树人，也有研究者，这些人也让她感到与城市里的人不同，他们很踏实，也很充实。
比如老河沟保护区的刘小庚，云南云龙保护区的徐会明，他们打破了周轶君对与科学家的既有印象——既不成天关在实验室里，也不是肤色惨白身体瘦弱，“他们那些人都是登山行家、户外运动者，就是特别健康，黑黝黝的、浑身都是肌肉那种，成天在爬山，成天在户外。”
还有一位女性学者，也让周轶君印象深刻。她在云南的深山老林里观察猴子，一整年住在那里，与世隔绝。她能认得林子里的每一只猴子，知道谁是谁的孩子，谁和谁打架了、交配了，她会指着其中一只说，“这只猴子超帅的！” 周轶君感到她对动物和研究工作由衷的热爱，所以她虽然孤单，但是并不寂寞。
滇金丝猴也被称为“仰鼻猴”，这样的鼻子帮助他们减少呼吸阻力、防冻伤
大自然让人专注，拍摄团队的人都亲身体验了这一点。山里没有信号，从保护区驻地到观测点或者种植点要走两三个小时山路，你的注意力从手机那一端的世界被拉回到身边，你会看到一片歪歪扭扭的树，看到地上长满苔藓，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照进来。身边的人会给你讲一个“光棍猴”的故事，一只猴子想挑战猴王，但打输了，被逐出猴群，只能到处晃荡。
周轶君回到家之后，与两个孩子分享在大自然里的经历，纪录片剪出来后也给他们看。孩子们很喜欢那些有关动物和植物的内容，今年春天，他们开始关注大自然的变化，留意下雨后路边冒出来的笋，每天观察笋又长了多高。
对于课外班，周轶君有不同的看法，她觉得与其让他们那么早理解艺术，不如让他们先理解这个自然——
“你看着一棵花长出来，盛放、衰败的这个过程，可能你在一个素描课上学不到这个真正有生命力的东西；你甚至让他知道失败，你撒的种子长不出来……不是做所有的事情它都有收获。这个就是在种植，在自然的关系里你都可以看得到。”
在自然里生活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智慧，山西的种树人懂得用“鱼鳞坑”来保住雨水，保护区里的专家能看出羚牛的粪便是今天的还是昨天的，云南的华山松小苗被当地人用木桩和铁丝保护起来，防止被牛羊啃食，而且木头和铁都会随着时间腐化，不影响树苗成长。
《碳路森林》这个片名取了“探路”的谐音，她自己在探索，也希望带动观众探索自然。拍摄这部纪录片让她意识到，自然里有很多关于生命的答案，我们城市里的人经常忽略了这件事。
不想住在垃圾山上，那怎么办？
2023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碳路森林》在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进行首场点映。这天上午，周轶君在浑善达克沙地上种下了三棵沙地云杉。这一批树苗共四万多棵，是今年植树节期间由蚂蚁森林的用户在手机里“浇水”申请的，现在实地栽种进了土壤里。
在交流活动里，周轶君讲起她与纪录片的摄影师时隔一年多再次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我又种了几棵树。这已经变成了他们团队打招呼的方式，也成了周轶君的生活方式。她的两个孩子开始玩蚂蚁森林，经常抢妈妈的手机偷能量。
她看见手机种树这件事里的想象力， “它让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在山区、在荒漠的种植人，有志于环保的企业，政府乃至于国际间的碳减排目标这么一些看似完全不相干的事情可以串在一起，在同一个平台上变成零距离。”
纪录片放映时气氛很好，大家看到熊猫在红外摄像机前蹭树，还会挥爪把摄像机打翻，都大笑起来。周轶君希望这部纪录片能让更多人理解大自然，“我经常说我只做了一半的工作，就是我让你看见，另一半的工作叫改变，是观众自己去完成的。”
在这前一半的工作里，周轶君自己对于大自然的认知完全改变了。更多的人也许无法像她一样走到自然的深处，但他们会看到这部纪录片，会发现新的关于自然的知识，再进一步，可能会更在意环境保护。周轶君觉得这“另一半的工作”才是纪录片的意义。
《碳路森林》的开头画面里，周轶君站在一座一望无际的垃圾山上，她翻开垃圾山表面的黑色覆盖膜，看到饮料瓶子、外卖餐盒。她说，“这个地方旁边紧邻的就是东海，这些垃圾如果不能及时被处理掉的话，它还会变高、变大，向海洋、向我们的城市侵蚀。”
这是拍摄的最后一站，周轶君和团队从沙漠、森林里回到城市，来到位于上海郊区的老港垃圾填埋场。这是亚洲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上海市70%的生活垃圾最终会被运送到这里，有的焚烧、有的填埋。
垃圾场的专用车辆把拍摄团队送往垃圾山，还没接近，刺鼻的酸臭味已经让人难以忽略，摄影师钟延山戴着两层口罩，还是忍不住干呕。垃圾山上的路也是垃圾做的，上面铺着铁皮。不远处几辆挖掘机在工作，日常看起来巨大的机器，在垃圾山的衬托下像是儿童玩具。据工作人员说这座山的最高处有45米，十几层楼高。十年前，这里还有很多没填满的深坑，现在只能一层层往更高处堆叠。
周轶君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场景和那种气味，她意识到自己一直生活在世界的A面，干净便捷的那一面，这座垃圾山则是世界的B面，充满了肮脏的、费时费力也难以清理干净的东西。她真切地感知到垃圾的存在，它是不会凭空消失的。
从那之后，摄影师钟延山每次去扔垃圾，都会想起那座垃圾山。这种想象让他更认真地进行垃圾分类。
上海老港垃圾填埋场，正在工作的挖掘机
周轶君说，“这些事儿你一旦打开眼睛看到了，你就不会再回到过去的生活方式了，有些事你自己都不能忍了。”
她相信纪录片的力量：看见，就能改变。“世界自然纪录片之父”大卫·爱登堡从50年代开始拍摄自然纪录片，直到90多岁了还没停下，全世界的人都通过《地球脉动》、《蓝色星球》来认识大自然。这种努力也鼓舞着周轶君，她希望制作更多像《他乡的童年》和《碳路森林》这样的认知类纪录片，并不为获什么奖，而是为了让更多人看到真相，开始思考。
在克什克腾旗，点映之后的交流环节里，大家讨论了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我们到底应不应该改变自然？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真的有意义？我们真的能改变什么吗？
周轶君讲到她在云南拍摄的时候的经历，她问负责生态廊道修复的专家，如果滇金丝猴不往我们建好的廊道走，怎么办？专家说，我们没法为大自然做一个全盘设计，我们人只能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周轶君还曾问山西的一位种树人老张，如果不种树会怎么样？老张说，那泥就会冲刷下来，山下的庄稼地、房子都会被冲走。
她因此这样理解人类在做的努力，“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是第二天能看到的，你可能下一代人才能看见。……而且你不知道它的效果是不是如你所愿。为什么要去做呢？这就是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只能这么做，必须这么做。”
文中部分人物来自蚂蚁森林
作者———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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