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劲（章静 绘）
今年初，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选编了十余年来楼劲先生在中古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上的学术成果和相关思考。治史四十余年，楼先生认为这本书于他而言具有某种总结的意义，既有专精的研究，也有对整个中古时期的观照。书中反复出现的“王朝体制”，是楼劲先生近些年着意强调的概念。何谓王朝，中古王朝与过往研究语境中的“王朝”有何不同？如何理解王朝与王道的内涵？近期，《上海书评》专访楼劲先生，谈谈他所思考的中古王朝与王道理念。
您书中的很多章节都是之前发表过的文章，也有一些是首次发表，相关文章是如何取舍和安排的，能否简单做一说明？
(相关资料图)
楼劲：《〈论语·尧曰〉首章补疏》和《十六国北朝的“北族革命”及其影响》以前没有发表过，其他都是公开发表过的论文，这次一并收录到书中，分为四编。
第一编为《“革命”三论》，探讨王朝易代问题。第三编中《〈论语·尧曰〉首章补疏》一文可以视为本编导论，属于对革命论思想源头的讨论。本编内容统揽了后面诸编，大体上是我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及其践履之况的一个探讨，其特点是从易代革命的实际切入，观察和讨论相关思想观念，既展示中古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也呈现其光明和黑暗错综复合的实态。两汉至魏晋是中古政治思想奠基的关键期，也是相关政治实际的典型展开期。从中可以看到一种意识形态和统治指导思想的确立，总是各种历史因素交汇聚合的产物，必须经历反复交锋打磨，也就一定会与一些特定的大事相互缠绕。这段历史，尤其是改朝换代的历程，就凝聚了这样的内涵：关于革命的理论在退化，但王道理念在逐渐深入人心，王朝体制也在逐渐成熟之中。第二编《制度抉义》考察的是王朝体制的具体构成及其问题，所收各文讨论了中古一些重要制度的政治和民族关系的内涵，揭示了贯穿其间的意识形态化历程，反映了王朝体制在若干具体方面的发展样态。在展示这些构件的同时，本编也勾勒出另一条线索，当一种思想和观念具有指导地位后，其势不能不跟利禄纠缠在一起，就极易失本异化，出现形形色色的寻租腐化、恶俗伪滥。历史就是如此，一种思想、一个制度越是切实有效，就越能解决问题，开创新局，也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及时调节解决，积累发展后同样足以导向统治危机和灾难。第三编《经子发覆》诸文，旨在明确中古王朝体制发展的思想背景，指出中古思想长河的干流，是由居于主导地位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学不断汲取子学等多重成分而构成的。这就需要廓清以往学界在相关问题上的“错觉”，示例如何看待中古儒学和子学的发展态势，并追溯其先秦源头。第四编《文化掇遗》则从文献整理和释读考证入手，撷取谥法、女医两个个案来讨论。因为其均为相关研究的基础史料，相关制度既是富于特色的文化现象，也是王朝体制的构件。
我注意到已有读者对本书发表了一些看法，这是需要深忱感谢的。其中有的很有见地，也有些地方无妨在此略作说明。如书中说“思想史研究要当以历史时期实际存在的问题为中心”，如果将之扩大为所有历史的研究之要，那就过了。历史研究的特点，决定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不仅可以、也需要围绕现当代问题来展开。又如书中以汤武革命为举义抗暴，尤其《易传》述其顺天应人，用今天的话就叫“人民有权反抗暴政”。这恐怕也不能视为“现代观念”。有压迫即有反抗，根源于人的本性，人类历史早期肯定已有类似观念，正如人类少年多有所谓“反抗期”。更何况，书中也点出了西周以来从王室到各诸侯国的大量“放杀”实例。这说明现代人理解古人的困难，不仅在于古今不同的隔阂，往往也在对古今相通的惘然。相比我的其他作品，本书强调相通处是比较多的，还请读者诸君明鉴，并请提出更多的批评意见。
《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楼劲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朝体制”是您在本书中反复出现的重要概念，能就此概念展开谈一谈吗？
楼劲：“王朝体制”是我近年强调的概念，用以涵盖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早年我曾用“帝国”“帝制”概括我国古代的国家形态和政治体制，后来越来越觉得世界史上的帝国五花八门，帝制类型多样，各有特点。称古代中国为“帝国”，无非是因其实行世袭帝王的专制统治。但这同一副躯壳下，各国的帝制仍有迥然不同的历史内涵。于是我日渐关注近现代史家经常提及和加以痛斥的“王朝”，意识到这个概念至唐已趋普及，是中国古人对自身所处国家、社会及统治和生存机制的概括，集中体现了古代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的主要特点。而近现代史学对“王朝”的批判，主要还是因为长期以来的专制皇权体制及其传统，构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和政治转型最为突出的障碍，对之批判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要注意，“王朝”也曾寄托了中国古人的政治抱负和社会理想，最为典型的就是战国以来不断塑造的“三代”，故其远非只有世袭帝王、专制统治这类内容。简而言之，“王朝”的内核是“王道”，其形成、发展与“王道”理念的萌生、演化直接相关，具体表现在王朝体制、王朝谱系和王朝易代这三个方面。
这些方面的问题在春秋战国都经历过反复讨论。王朝谱系即远古以来王者传承的法统和历史脉络，相关讨论要解决的是王道的传统问题。当时各家都在建构合乎其理论的治道传统，争相把他们崇尚的政治哲学和社会理想变成自古皆然、源远流长的准则。儒、墨都喜说唐虞三代、尧舜禹汤而各有同异，最终基此而在各家交锋、融通中形成了社会主流公认的王朝谱系，也出现了以上古圣王政教为典范，合乎天地人间秩序的王道雏形。王朝体制包括建立王朝的指导思想和为政治理的框架性内容，集中体现为各种制度问题。对王朝的不同理解，自然意味着不同的制度建设。王道从萌生到定型、演化的历程有着极为丰富的制度体现，制度史研究在这方面还有大量非常重要的待发之覆。王朝体制的容量远超今人想象，从郡县、职官、赋税、教化，到民族、藩邦、朝聘、外事等各种制度，以及北魏的西郊祭天、八国常侍，辽朝的“祭东”和南北面官，元朝的国师、帝师和满清的八旗等适应多民族、多元文化局面的制度，都是王朝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朝易代即朝代的更替，相关讨论要解决的是王朝如何更替，易代怎样合理、合法的问题。王朝实行的是世袭帝王的专制统治，也就意味着总有许多问题会不断积累到某个临界点，总有某些历史关头如不改朝换代，就再也无法突破，历史也就无法前进。在此前提下，易代是有序还是无序进行？是在“和平”中过渡还是在血泊中完成？这些问题绝不可等闲视之，而是与王朝谱系、王朝体制的建构同样，关乎政治文明和统治体制的进化。在王朝更替上建立一系列必须遵守的道义规则，形成相应的步骤、程序，实为政治文明进步的体现，也是王朝体制趋于成熟的标志。可以认为，三代至秦汉以来王朝的形成、发展，实际上就是王道理念萌生、发展的历程，也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与社会理想形成和演化的历程，集中表现为王朝谱系、王朝体制和王朝易代模式的定型、变迁，其中浓缩了历代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实践的状态。
上面这些问题，近二十年来一直萦迴我心。本书《自序》谈第一编内容时，于开头提出的三个问题，即由此而来。而近年学界的相关动态，又加深了我对王朝尤其是王道概念内涵与意义的理解。
这几年兴起的“历史政治学”和相当一部分研究多民族统一国家体制的学者，都极为关注并高度肯定了中国古代的“大一统”。其研究特色是强调以郡县制为代表的行政统一，到经学、儒学主导下的思想文化统一，再到版图疆域上各地、各民族的统一，诸如此类，连篇累牍。相比之下，对“大一统”本义及其历史背景的讨论则很不足，甚至连汉儒所以抉发大一统之义的问题也无多少进展，就更不必说此后历代大一统理论和实际的发展进程了。问题恰恰在于，统一只是躯壳，古今中外的每一种统一都有其思想内涵和理论指向。如果把“大一统”理解、转换成“大统一”，又不究其思想理论内涵，脱离实际历史条件而一味肯定、歌颂，所暴露的无非是目前学界存在的重重问题。
汉儒训解“大一统”，大都集中于《春秋》起首鲁隐公“元年春，王正月”条的阐释。其要则可一言以蔽之：“王者大一统”。也就是统一于儒家所崇尚的“王者”“王道”之下，是以行圣王之政教，合宇宙之规律为前提的。董仲舒贤良对策时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道，古今之通谊也”。其《春秋繁露》又说：“何以谓之王正月？曰：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曰：“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这些都是说大一统的前提，是膺有天命而为王者，须合天地之常道，行圣王之政教。春秋战国以来，儒者倡扬圣王之道，渴望以此终结乱局，迎来一统盛世，遂在霸主用事，僭伪叠出之时，力主原始要终而正本清源，呼唤“王者”，阐释“王道”，为将要建立的一统王朝指明方向，奠定思想基础。此即“大一统”理论萌生和形成的历史背景，汉儒对此理论的继承和发挥可谓精准深邃，总结、反映了大一统王朝蕴酿和初创时期一大批志士仁人的思考。后人如北魏开国君主拓跋珪下诏称誉“《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也以“继圣载德，天人合会，帝王之业”为其内涵。可见“王者大一统”理论和实际历代续有发展，促使了王道内涵不断演进，影响了王朝体制的建立、展开，实为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部分。
战国以来儒者面临正在到来的统一局面，着力强调一统天下的前提、内涵，可谓无愧显学，饱含责任。而目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几乎不问内涵地讴歌大一统躯壳的倾向，则甚令人失望，也更突出了寻究相关理论与实际所以发生、发展的重要性，衬出了深入讨论王道和王朝体制的必要性。对于先秦孕育而秦汉建立的大一统王朝体制，儒墨道法等家均有贡献，其典型如影响秦制甚深的《吕氏春秋》，其十二纪八览六论，即汇聚和体现了各家对于王政、王朝的基本认识。事实上，秦汉儒者对于他们亲身参与设计创造的王朝体制既充满自信，又在切实践履和所遭曲折中对之作了进一步充实。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一方面体现了高度的自信，在儒学成为官学前后，儒者大都坚信他们认定的政治哲学与社会理想是美好的，基此建立起来的王朝是上合天道，下应人心，通于鬼神的。另一方面，“天不变，道亦不变”又从王道合乎天道的角度，冲破了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间的阻隔，明确了尧舜以上公天下时期的相当一部分规则，尤其“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一家一姓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等原则，继续适用于夏商周以来的家天下时期。这在当时实为石破天惊的突破，是中国的“轴心时代”对于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其矛头直指那些认为时过境迁，公天下诸原则不再适用于家天下时期的观点。其中所寓逻辑是：既然公天下与家天下之天并无不同，既然四时八节三垣七曜二十八宿古今无别，既然天地运转之理不变，那么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也就始终如一，对于过去、现在和未来均有基本指导意义。这也说明汉儒所以格外强调“天”，神化“天”，其中蕴含着当时儒学的锐气和生机。这类认识与“大一统”须行圣王之政教，合天地之常道的理念相互呼应，都构成了王道内涵逐渐丰富的组成部分，奠定了王朝建立和发展的思想基础，同时又是我国古代王朝体制与亚、欧、美洲历史上出现过的王朝体制相当不同的原因。
今人常说“二千年来皆秦政”“百代皆行秦政法”，大体是说秦以降的制度和政策仍在秦政与秦制笼罩之下，并未有根本变化。从王朝体制出发，您对此有何看法？
楼劲：早在北宋，欧阳修已说过汉以来帝号官制虽有因革，“然大抵皆秦制也”。近现代学者尤其强调此点，谭嗣同在《仁学》中提出“两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后来梁启超、熊十力等很多学者沿用这个说法。他们的着眼点已与古人不同，都是要否定腐朽没落的王朝，批判专制统治。在清末民初以来改良与革命风起云涌，中国社会和政治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又不断面临倒退、复辟威胁的背景下，这是具有极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观点，也确实切中了王朝体制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但从学术研究应持的立场和态度出发，两千多年秦政说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显然过于极端，并不合乎中国古代社会及其王朝体制皆在不断变化发展的事实。随着社会变迁，时代推移，其清算、批判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已渐抵不上其遮蔽今人视野，窄化相关研究的局限性了。秦以后两千多年的政治、行政体制的确深受秦制影响，但这一点本不应、也无从取代对古代中国整个政治系统和政治文明发展进程的研究讨论。况且从秦汉到明清，大量制度已面目皆非，演变幅度之大远超一般学者所料。
前已谈到，大一统王朝体制自“三代”以来长期孕育而至秦汉定型。秦朝的统一“承六世之余烈”，又汲取了先秦百家之说。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即指出：“《中庸》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为儒家理想之制度，而于秦始皇之身，而得以实现之也。”陈先生专门解释“行同伦”之“伦”，亦即“太史公所谓至始皇乃能并冠带之伦”之所指，这就点出了秦制的渊源问题。秦朝脱胎于周朝，秦制天然就有浓厚的周制色彩，春秋战国发展起来的专制集权官僚体制，仍与身份等级和贵族分封秩序交织在一起，秦制在这方面显然处于初级阶段，古人常以“周秦”连称，是有深入观察和坚实依据的表述。
因此，秦汉以来王朝体制的演化发展，既包括了专制集权官僚政治的逐渐巩固和完善，也包括了周制色彩，尤其以身份等级为核心的诸多秩序减褪而未尽褪的态势，更包括了不断适应社会演进，形势需要而面临新任务，解决新问题的历史进程。即便仅就专制皇权体制而言，事实上也无法设想其一开始就形成了整套规律和准则，从此一成不变地加以贯彻。这类规律和准则只能在相关体制实际运行和调整变化的过程中逐渐凸显，不断汰择。尽管秦统一以后确定了一些原则性框架，但也还有大量支柱、结构没有呈现出来，许多设置仍具过渡性而趋势未定，也有一些根本的问题尚不明朗，这才是秦朝所建专制皇权体制的实态。
近年我较多研究汉唐行政体制的变迁，提出了“专制皇权体制的内生规则”这个概念，用以说明上述问题展开和解决过程的历史和逻辑，也是想说明王朝体制一个重要方面的发展状态。比如，专制皇权统治本质上就需要一个功能强大而分门别类的秘书班子为其服务，其出现大概得从西汉成帝尚书分曹理务体制开始形成算起，自此专制皇权与这套愈趋庞大有力的秘书班子的关系，就成为历代政枢的基本问题，又扩展和影响到机构行政一体化等整套行政秩序。再如官多缺少局面，这同样是专制皇权统治必须依靠官僚集团，扩大统治基础，增加社会流动使然。但其在秦汉时期尚未显露，越到后来越是严重，大量官员难以获得职务，不能不依资排队，以至于北朝出现“停年格”，明清吏部则被称为“例部”“签部”。这也可见所谓“内生规则”，是随专制皇权体制的展开、贯彻，在秦汉以来政治、行政体制的运行发展中逐渐明确起来的，又在不断适应新局面、新问题而调整、伸展，从而在深层影响各种建制和设施。由此即可拉出专制主义影响政治和社会各领域的若干线索，借以区分相关制度逐渐变迁的某些阶段。其中也有行政理性，但却是专制皇权体制下的理性，是专制统治自身的运行规律使然。我认为这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古大量制度和历史现象，更有助于说明王朝体制变化发展的内涵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意义。
当然专制皇权统治也只代表了王朝体制的一个突出方面，远不能涵盖其全部。近现代中国史学遗留的一大问题，就是在一段时期内为王朝贴上“专制主义”等标签并加以确认以后，除去攻击否定几乎就再也没有正眼瞧它的兴趣了。因而直至今天，我们对王朝的认识仍仅数隅而已，总的可以说相当贫乏，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也不甚对路而效果不彰。大量事实表明，中国古代王朝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历史存在和研究对象。它既是国家形态，又是社会体系，既是多民族共同组成的政治实体，有一套开放包容的统治制度和秩序，也是一种文化和精神存在，包含了整套思想观念，代表了特定政治哲学和社会理想。这样的复杂性使其无法现成以“帝国”“帝制”之类的名称来概括，也非现代学科的任一概念可单独指称，其发展演化的维度和层面极为多样丰富，对之展开深入研究，史界可谓肩负重任，责无旁贷。
相较于您已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北魏开国史探》等著作，本书在您的研究生涯中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楼劲：我觉得每个研究者都应该努力写两部书，一部专精，能够代表相关领域的前沿水平；一部则须兼顾博通，能够代表自己在一些具有通性的问题上达到的认识。本书是属于后者，从深度到广度，从理论到方法，从文献到考证，都有体现。这当然与个人研究和认识的推进有关，同时也跟定题相连。《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这个题目比较便于兼容并蓄，将各种不同问题的研究综合起来说明一些大的观点。相比之下，我以往撰写的《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等书，其题目本身就不适宜兼容很多不同的内容，而是要把问题尽可能集中于一点，尽可能挖深挖透。
如果从1983年读研究生算起，我在中古史上已经跋涉四十年了。自感学问开始成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大致的路径是从官制、礼制、法制，到其背后的政治、行政和思想文化内涵，再到更为广阔的历史过程。盘点起来，值得一提的方面大概有六：一是汉唐官制变迁的讨论，提出了此期百官志体例之变及整套行政秩序从委任责成向承宣制命变迁的问题，前面所说的“内生规则”即由此而来。二是唐法系源流和中古立法、法律体系的讨论，提出了魏晋至隋唐制定法运动兴起和衰落的问题。三是北魏建国前后史事的讨论，提出了儒家化北支传统及其起点问题。四是中古知识体系、知识阶层和思想文化的讨论，提出了重新认识魏晋以来子学流播、儒学发展和中古思想史主流的问题。五是中古王朝体制和汉魏以来“革命论”及易代模式的讨论，提出了古代中国政治哲学突破和政治文明的发展问题。六是中古史前后期转折的讨论，提出了贯穿于魏晋南北朝史诸多历史周期的问题。可以看出，前三个方面基本上都是在朝专精努力，后三个方面则力图观照整个中古，希望通过相关研究得到一些具有通性的知识或认识，《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即综合体现了这种观照和希望，在我的研习历程中确实具有某种总结地位。
您曾在接受澎湃新闻访谈的时候提到“历史研究要抓住有限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提法？
楼劲：我曾说过“历史研究要抓住有限的真正重要的问题”，所谓“重要”是易于理解的。像上述六个方面我提出的问题，均有一定的先导性，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具有基础性，是否具有先导性和基础性就是公认的重要性指标。但我更着意的其实是“有限”二字，历史本体无边无际，各色人物、事件和现象无从计数，即便今人仍可捉摸、追踪的历史信息和现象，也还是无限多。面对这样无穷大的对象，任何研究如果简单从中撷取一瓢一勺，只在无限的空白中填补有限个数，其价值相对于无穷大的分母，也只能是无穷小。庄子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讲“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我认为要想让研究有价值，也要像庄子那样区分“大知”和“小知”，以今天的学科语言来说，“大知”就只能把研究对象结构化，致力于形成对研究对象的理论概括和认识体系，才能把无穷多的问题化作有限的个数，使之得以通过若干主要问题或关节点来加以把握，从而使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有一定价值和意义。
比如：任何领域、任何问题都有“中心”和“边缘”，不在中心与边缘的关系结构中讨论那些总是显得无限多的边缘，那对生命和学术来说恐怕真是“殆矣”。要记住古今中外所有重要的学者，包括以研究边缘著称的学者，都是因为其曾经突破了中心，或有助于中心突破才重要的。一个研究者的学术生命就那么几十年，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何去何从至关重要。你的人文关怀、专业前沿、学科逻辑等等，都会影响你的研究方向和重心，尽管其“重要性”各有衡量之方。有时候你的人文关怀非常重要但在史学上意义一般，专业前沿与学科逻辑的态势和要求也并不总能对应相称，但关键恐怕都是要在所及领域把问题变成“有限的个数”，否则就是附从者而非开创者，很难说在多大程度上推进了思想和学术。因此，抓住“有限的”真正重要的问题，可以说是学者的学术生命所系，是知识有效增长的根本，是学界的永恒主题。
目前史界有一种倾向是研究趋于同质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方法跟风的产物。一种研究方法的兴起，最易形成跟风从众之潮，但真正重要的其实还是问题本身。中国现代史学自形成以来，一直在频繁地发生方法转向，大的阶段都以这种转向为标志，同一阶段也往往出现几波方法变换。在取得相当成果的同时，也须看到其弊是一涌而上，倏忽而下，研究持续性和成果的积累比较差，面上铺得很开，纵深严重不足。应当明确：方法是要解决问题的，什么样的问题从根本上决定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文献的问题自然要用文献的方法，政治的问题、交叉的问题，都有各自应该使用的方法。也就是说，问题本身会天然引向各种差异，研究者能够各自提出问题，展开个性化研究，才是学术百花齐放、繁荣进步最为基本的标志。而若大量不同的问题都用同一方法，那肯定是不对路的，是靠不住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调动自己的全部学养，运用自己的全部灵感，来致力于提出、探讨和解决问题，从中融贯和消化各种方法，兼综古典、现代和后现代，臻成学术的高境界、高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