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新周刊
原标题 | 他年薪15.6亿元，你多少辈子能挣到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作者 | 张文曦
编辑 | 王亚奇
校对 | 向阳
题图 |《我的解放日志》
近日，谷歌母公司CEO桑达尔·皮查伊的年薪引起了全球关注，据该公司上个月末递交的文件， 这位CEO去年的总薪酬近2.26 亿美元，约15.6 亿元人民币，是其员工平均薪酬的800多倍。
这还不是他年薪最高的一年，2019年皮查伊曾拿到过2.806 亿美元（约 19.4 亿元人民币 ）的总薪酬。有员工为此制作了表情包讽刺公司的收入不平等，表示“桑达尔·皮查伊接受了 2.26 亿美元，同时解雇了 1.2 万名谷歌员工，削减了津贴，破坏了士气和文化”。
CEO们凭什么拿那么高的薪酬？为公司这座大厦添砖加瓦的打工人，不值得更高的收入吗？这些问题在许多打工人的心中或多或少都出现过。
人类社会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由来已久。畅销书作家、知名公共卫生专家理查德·威尔金森与凯特·皮克特在《收入不平等》（The Inner Level）用惊人的事实和数据为我们描绘了人类收入不平等这一庞大事实的图景。和性别不平等一样，收入不平等对无论收入高低的人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收入不平等是否会愈演愈烈，何以至此？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
01
人人生而平等？
人们已然把不平等视为一种习惯。
它们有的是明显的在数字上的差异，有的隐匿在观念与意识里，冠以“差异”“各司其职”的名号，就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设想的，人应该按照品质和能力分为三个等级一样。
人类社会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吗？如果不是的话，这种不平等是如何形成的？
在《收入不平等》一书的“平等主义的起源”一节中，作者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通过对比资料发现，在农业社会以前，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人类所形成的社群十分平等。虽然在狩猎社会里，拥有更高超、更突出生存技能和生活经验的个体容易被大家尊重和信服， “然而，这并没有赋予他们高人一等的权力”。
“那时还不存在这种社会系统，会根据某种社会阶级与个体价值的高低来决定一个人应该变穷还是变富、应该生活得舒适还是艰辛。”《收入不平等》如此写道。
《收入不平等》
[英] 理查德·威尔金森 / [英] 凯特·皮克特 著，周媛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4
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剑桥大学的一份研究中就显示，在史前人类的狩猎采集社会中并不存在优劣等级体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的天性信奉人人生而平等。
一些人类学家认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可以保持相对平等的状态，是因为存在所谓的“反支配策略”，即“但凡某一个体想要掌握支配权，这个族群里的其他成员就会联合起来反抗，捍卫自己的独立自治，并保护自己不受他人支配。”
而作为不平等的直接体现，大约在5500年前，“阶层”这一概念出现在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谷人口较为密集的区域。
建于12世纪、位于英国德比郡的一个庄园的室内空间变化，可以给我们一个不同时代社会阶层划分情况的明确印象。
位于英国德比郡的一个庄园。/图片源自维基百科
最开始，拥有这座庄园的贵族家庭成员和他们的仆人会在庄园里的巨大房间内共同休憩和生活。几个世纪之后，哈登庄园的房间被分割成不同部分，好让主人和仆人拥有各自的区域，当然，主要是为了让前者拥有更多空间和隐私。
除了房间外，这些宅邸还会设计仆人专用的楼梯。和主人使用的宽敞楼梯相比，这些楼梯更加狭小，仆人从阁楼上下来的时候，就可以避免与主人直接见面。
到了现代社会，社会等级差异和消费这件事挂上了钩。人们会根据消费的层级自动为自身和他人打上标签，印着品牌logo的名牌包、一件是别人一个月工资的高级西装浇筑起了不同区隔之间的壁垒。
作者在最后章节罗列了五项与收入不平等关联的后果，其中一项便是 收入不平等“强化了消费主义和炫耀性消费”，人们更倾向于用消费和金钱来彰显和标榜自己的价值，人的内在价值与外在的富有程度紧密联系起来。
《穿普拉达的女王》剧照。
这种兴起的炫耀性消费也和日渐增长的身份焦虑情绪脱不了关系。在《公平之怒》中，两位作者写道：“随着地位差距的扩大，仔细地打量彼此就变得更加重要了。我们越来越将社会地位作为他人身份中一项重要的特征。”
在收入不平等的社会中滋长的身份不安、焦虑感促使人们通过购买商品的消费行为来寻求地位标榜和身份认同。
02
不平等的不只是收入
收入不平等向来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基尼系数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直观度量。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之一。基尼系数处在0和1之间，越接近0，意味着这个国家的收入分配越公平。国际上普遍将基尼指数的警戒线认为是0.4，超过0.4，意味着这个国家需要重新考量公民收入的分配问题。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这说明处于发展和上升期的国家往往在收入公平分配上还有改善的空间。但糟糕的不仅是收入上的不平等。
收入不平等影响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图片源自图虫
现代人囿于疲乏的精神状态可视为现代性症候的一个切面。工厂的出现加速了社会财富的流动，也加快了人口的流动。熟人社会的联系被切断，人们漂泊在互不知道姓名的社会里，原子化的个人只能独自面对结构性的精神困境。
韩剧《我的解放日志》一度引发了人们的共鸣。说出 “所有的人际关系都像在工作，清醒的每个瞬间都在劳动”的女主角是现代社会下打工人的写照。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收入上的不平等直接对人们的健康、心理和社会行为产生影响。比如，和捷克、丹麦、挪威等相对更平等的国家对比，居民的身份焦虑水平在罗马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更加不平等的国家中更高。
历史不断累积的数据也表明了收入不平等与身份焦虑水平、精神疾病患病率呈现强相关，低收入群体更加容易对酒精、香烟上瘾，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遭受校园霸凌的概率也更高。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在收入不平等的社会，人们还会更加倾向于认为职业有等级之分。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在前作《公平之怒》中提到，他们查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童年福祉报告中关于儿童志向的数据时，发现儿童志向和收入不平等之间有着强关联：在更加平等的国家，表示自己志向并不远大的孩子数量更多；在不平等的国家，孩子们更有可能怀有雄心壮志。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也许在于，在更加平等的社会里，低技术工种并不那么被人轻视；而在更加不平等的社会里，赚大钱以及获得光鲜外表的愿望主宰着人们的职业选择。”
《公平之怒》
[英] 理查德·威尔金森 / [英] 凯特·皮克特 著，李岩 译
新星出版社，2017-9
人们在潜意识中会为这种更有竞争性、更不平等的社会寻找自洽的理由。书中举了一个例子，“有一种普遍的看法是，当人们升到领导岗位，面对更多的要求，需要承担更多职责时，就会承受更大压力。”
但实际情况却与人们料想的恰恰相反。
在一项关于哈佛大学的企业主管教育培训课程的研究中，研究者对担任领导职务和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人进行了比较。排除了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其他因素影响后，研究者发现，领导职务越高的人，焦虑水平越低—— 因为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和控制力，因此所承受的压力也更小。
数据证实的实际情况和人们所设想的截然不同，而人们一直以来认为的“级别越高，压力越大”或许也只是社会长期浸染和灌输之下的思想。
03
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
身处高位的人或许感到一丝侥幸，认为自己并不处于收入不平等的负面影响范围内，但《收入不平等》的作者也为这种侥幸泼了一盆冷水。在开篇，作者已经表明，尽管不平等现象对那些社会梯度级别更低的群体影响更严重，但大部分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其所害。 “不平等影响的是绝大多数人口，而不只是社会中的极少数人。”
在更加不平等的国家里，即便受过良好教育、收入水平更高，人们也更容易沦为暴力行为的受害者，并怀有更强的不安全感。
在明确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后，问题变成了如何补救残局？概括来说就是， 不要制造高墙，要制造桥梁。
《当幸福来敲门》剧照。
《收入不平等》最后一节列举了部分要素和收入不平等水平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由此反推，缩小收入不平等水平差异的措施，包括提高工会中的劳动力比例，增强工会力量、实现更广泛的经济民主、提高公司内部的民主参与度、用更贴近社区管理的方式管理公司等。
提前担忧平等会带来的问题，在尚且悬殊的不平等前显得过度杞人忧天。就像担心一个饿着肚子的人吃太多东西后可能得脂肪肝一样。
英国诗人迪兰·托马斯在其父亲病逝之前写下了那首闻名的诗歌，他教人“不要温和地走进那个良夜”，而要“怒斥光明的消逝”。如今，当我们面对不平等现状时，这句诗歌仍然适用。
《星际穿越》剧照。
没有人奢望能够拿到和CEO们数额相等的工资，只希望在每个月看到工资条上的数字时，觉得和自己对工作的付出相匹配。至少，不要相差得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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